还原一个真实的包拯

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他入戏曲之深，被演义成无所不能的超人；他束庙阁之高，被供奉为庇佑苍生的神仙。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

恋父母

富贵公子辞官甘当10年“宅男”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

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逼人的独生子，他的童年幸福象花儿一样，父母宠爱备至不压于今天的“80后”。

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概莫能外走科举之路。包拯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上进与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2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现在的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

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

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要被世人唾弃。

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必须离职守孝，否则就是“夺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一个身材矮小却面目清秀、古雅俊朗的白面书生在进京听命的途中写下了自己出仕的座右铭，他就是39岁的包拯，一个侧身官场已然人到中年的“老愤青”。

显个性

官场新秀“老愤青”打破潜规则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书。

有贼把别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状，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牛主人私杀耕牛，这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惊服！

一件小案子，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至今几乎所有的包公戏都与他善断奇案、沉冤昭雪有关，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记载包拯断案的事迹，他的政绩也非在断案上。

3年后，42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一把手”。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三掷砚》的小说也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创作的。

不久，45岁的包拯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

在官场崭露头角，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这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后世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早期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事实上，作为官场新秀，当时包拯只是上了一个并不为人关注的批评性的奏章，是否被批准史料也无下文。此时，离他入主开封府尚有12年。

耍大牌

弹劾“国丈”猛男口水喷皇帝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

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

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此后，包拯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

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痒，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现在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6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宗给弹下马来。

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

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

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包拯一生弹人，他自己有没有被弹过？当然也有。包拯刚弹掉张方平、宋祁两任三司使，结果自己又取而代之，这是朝风大忌，欧阳修就批评包拯“蹊田夺牛”，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说他“素少学问”，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风头，不过没过多久，老包又象没事儿人一样回来继续屡职。

重实干

坐镇开封两年一生善始善终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

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超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杀负心驸马、砍国舅脑袋、铡侄子包勉、打皇后銮架等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后世善良的杜撰。

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干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

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希仁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然而，包拯主要政绩毕竟不在开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断案上，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到两年，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负责全国经济工作，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比如改“科率”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两年后，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宰相，至此，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然而，63岁的老包已经是风烛残年。仁宗时代相对和平，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性质的回报。

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伤感，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

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

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大青天。

历史选择这样一个人来传颂，值得人们的思考。